胡大一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国际循环》：非常感谢胡大一教授接受国际循环的采访，首先我们问的就是说昨天您参与了一个会场，关于讨论医疗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的一个报告是讲怎么将城市的医疗服务转移到乡村。您能大概的谈一下这个报告讲了一些什么内容？

　　胡大一教授：首先中国医疗服务体制就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的医疗体系（highly centralized）。主要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都集中在大城市的某几家甚至某一家大医院，所以很难体现方便患者就近治病，而且提早预防和病后康复的合理模式，因为合理的模式一定得decentralized（去中心化），形成一个医疗资源布局合理的网络，这也是这次医改当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昨天的讨论中我认为关键问题不是钱，政府出多少钱，加强医疗投入，第二个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强调education（教育），传播知识和推广技术；我认为中国面临很多问题是系统体系复杂性的研究，如果不能将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的问题解决，我认为前面防后面管，让患者就近方便就医没用，因为现在政府投多少钱还是回到大医院，病人还是在大医院拥挤，如果基层医疗体制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投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积极性来做好医疗服务，所以这点跟现在发达国家就很不一样。包括在和睦家工作的体验，像睦家这样一些国外在中国工作的人，为什么很不愿意做这个医学模式，他的医疗文化和医疗习惯绝对不是伤风感冒、头疼脑热都去看大医院，挂专家号，去挤大医院的急诊室，他一定希望就近就地，在自己的社区里，甚至在办公地附近，甚至是入户家庭服务，所以我认为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么将医疗卫生服务放到农村去，曾经（毛泽东时期）解决很好的问题又变成一个最大的挑战。昨天主要讨论的是世界各地，更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像巴西、印度、墨西哥、中国，这些国家和ACC在探讨目前global（全球）面临的challenge（挑战），题目很清楚，怎么应对挑战，这是ACC很重要的方式。中国的会议很多，但大多是在讨论应用技术，很少会涉及这种内容，即使涉及这种对话能够有兴趣来参加的人也不多。尽管昨天会场不是很满，但我觉得讨论的水平还是非常高层的。

　　《国际循环》：您觉得昨天讨论里面，您从其它几个国家，有印度、墨西哥、巴西，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到中国来？

　　胡大一教授：比如印度的Ashok Seth，实际上是新德里人，我和他非常熟悉，我曾经请他到中国多次来做示教，他是做介入治疗量很大的印度专家，但昨天他更多谈的是social economic challenge（社会经济面临的挑战）。他讲了很多医学模式，比如讲到支架的不恰当使用，和中国非常类似，数目增长非常快而质量控制和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没有建起来，内外科的协作问题——搭桥还是做介入存在很多问题。再就是巴西的学会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做了青少年教育。昨天讨论的焦点问题是ACC预防应该从青少年做起，因为青少年一旦沾染了不健康生活习惯，比如吸烟，肥胖，是他的一生灾难，一生的疾病负担，这些肥胖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不但身体不健康，也会增加很多慢病风险，心理也会不健康。巴西研究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干预组的孩子不但自身健康了，他的父母，老师对健康知识的了解和健康行为的改变也会受孩子影响，通过孩子的教育推动全民健康，父母健康了，老师健康了，而对照组没什么变化。巴西甚至做了一项酒的研究，这很难做的，分为两组，一组喝葡萄酒，一组不喝做对照。饮酒与食品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很难做，我还特别问了试验怎么管理，因为酒是天天可以在商店买到的，你怎么可以做到不喝酒并且随访几年让一组人喝酒，另一组不喝酒，他说他很自信，他们有很多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来管理这个项目，我觉得这个项目可能很难管，因为对照组不好弄，但至少我觉得巴西还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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