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循环》：胡教授，现在ACC结束了，您觉得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话题吗？请做一下点评。

胡大一教授：今年ACC会议中有很多话题值得在中国强调。首先是现在中国技术发展、普及非常快，先进的医疗设备如导管室、64层CT在中国除了北京，其他一些二级城市包括一些县医院也都有，介入操作开展数量越来越多，如何保护公众和患者利益就格外重要。其次是坚持科学规范行医，这也是维护医疗道德底线和科学底线的重要问题。这次会议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试验，其中一个是COURAGE试验，它是对有心绞痛症状但临床稳定的患者，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至少有一处冠状动脉近端病变狭窄程度大于70%，所有患者都根据循证医学证据及指南达到药物治疗的最佳程度，然后将患者分成两组，一组置入支架，一组不放，随访中位数时间4.8年，无论总死亡率、心肌梗死这些硬终点都没有差别。在理想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增加支架，增加了医疗费用没有看到任何明确预后终点的改善，虽然1/3药物治疗组患者后来由于症状的情况最终置入了支架，2/3的药物治疗后使患者长期稳定，不需血管重建，但也有1/5放了支架的患者5年内再次做血管重建。这个试验并不是表明介入治疗不好，支架效果不行，而是首先要强调在稳定性患者，一定要把他汀类药物、阿司匹林、β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等这些有治疗、有预防作用的药物用到最佳程度，用至有效剂量和达控制危险因素剂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患者需要戒烟，注意合理饮食、运动。目前的医疗模式对支架的应用热情非常高，但是从医学生到医生的继续教育直至专科医生的培养，如何指导患者戒烟、如果合理饮食和运动的教育明显不足，而患者健康意识的加强是成本最低、对社会最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医疗体制用经济杠杆来驱动是很荒谬的医学模式，COURAGE的结果促使我们思考新技术的恰当应用，从理念到实践，再到策略的发展过程，避免高成本创伤技术的不恰当、过度使用，甚至滥用。

《国际循环》：2003年您发起中国胆固醇教育计划，这个教育计划的核心是什么，教育的重点对象是临床医生，是否包括患者教育？

胡大一 教授：血脂治疗新药研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解决患者实际的问题很迫切，我认为首先是改变生活方式，使用他汀类药物降胆固醇。中国胆固醇教育计划是医生在每天的医疗行为实践中怎样先将有证据的药物用充分，计划分四年。第一年教育大城市的心内科医生。第二年开始扩展到相关学科，主要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主要特点是低密度脂蛋白（LDL-C）不是很高，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甘油三酯高，大家觉得应该用贝特，烟酸中国很少用。但目前糖尿病是冠心病等危症，主要目标还是用降低胆固醇的药物。第三年开始逐渐做公众教育，今年链接到首都社区胆固醇教育和干预计划，这是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卫生局非常重视的项目。过去重视高血压，但现在大都市由于生活方式改变，胆固醇增加非常迅猛，尽管心血管事件中脑卒中还是最多的，但如果对胆固醇不重视，心肌梗死在未来会越来越严重，并且年轻化趋势明显。所以一手抓高血压，一手抓胆固醇，还要把戒烟做好，这可能是做冠心病预防最重要的策略。

《国际循环》：今年在ACC年会上，有哪些新的概念进行交流，媒体在这方面还需要怎样促进这些交流？

胡大一 教授：今年HDL-C肯定是一个热门话题。除了稳定性冠心病话题，ST抬高心肌梗死急性期D2B（door-to-balloon）救治，也就是到达急诊室门口到救治的时间也成为关注的热点。我们的长城会发布会的主要话题也是“迎奥运、D2B”，PCI价值最大的是急诊救治。随着时间的丢失，就是心肌的丢失，生命的丢失，同样付费介入治疗价值的丢失。急性心肌梗死用什么样的支架？Dr. Nissen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尽管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一个事情没有安全保障时不能推荐。至少研究表明对于心肌梗死患者，药物洗脱支架和裸金属支架相比可能增加后期血栓、再梗死、死亡风险，应该避免使用药物洗脱支架，这是本次会议的亮点，也是ACC/AHA/ESC联合学术会议上的一个共同声音。 关于肾素受体抑制剂的报道是惟一在高血压治疗中的阳性试验。另外很有意思的是在高血压舒张功能不全而不伴左心室肥厚患者，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系统(RAS)系统的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与其他类别降压药相比没有优势。仍然说明降压是硬道理，降压以外作用虽然是很重要的研究领域，但至少早期快速控制血压达标最重要，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而言，很小程度的降压都可能显示预后的重要变化，不要小看3~5 mm Hg的下降，很轻微下降能够带来更好的控制和预后的变化。 媒体要逐渐国际化，事先要有计划，有中国专家的团队，有计划进行采访，有热门话题。专家或媒体，最终能成功，重要的是保持科学公正，敢直面很多关键的事情。专业报纸讲真话是关键问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国际循环》：谢谢胡教授！